2011-11-25

刘瑜:每个人的平庸之恶成就体制强大之恶


2011年11月25日 09:45 凤凰网博客

在网上找到了这个人的照片之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这是一张普通西方人的脸:细长的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嘴唇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的大街上到处可见。但这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阿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什么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地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可以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为什么?“是纯粹的不加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加思索,意思是,当有命令从上级传达过来时,下级就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它。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这个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的临沂陈光诚事件:一个曾经的盲人维权者,在一个叫做东石古村的地方,被当地政府派人层层封锁在家,既不允许他出来,也不允许别人去看望他——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戏称该神秘村庄已经成了中国著名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部分不是当地政府的严防死守,而是那些参与看守陈光诚、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据说有几十甚至上百人。这些人昼夜看守东石古村,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仅是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以及没有其它途径可以挣到更心安理得的钱?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看《还珠格格》,唱卡拉OK,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指道。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那个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押送到一个隔离区的警官。丙,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个星期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李主任……如果是站在东石古村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为彻底的匿名状态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我”不再是我,“我”只是一个巨大怪兽无数触角中的一个而已,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的一举一动负责的个人,是从制度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更广阔的天空下,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加思索”的梦游者在体制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曾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 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镶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加思索”地转下去, 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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