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9-04

肖国珍:中国“同城饭醉”运动方兴未艾


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的公民运动中,有一种行动叫做“同城饭醉”。北京著名维权律师肖国珍是“同城饭醉”的参与者。肖国珍目前正在美国访问,近日她在旧金山华人的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中国的“同城饭醉”与公民运动发展的情况。

“同城饭醉”又叫做“公民聚餐”。“饭醉”取自“犯罪”的谐音。中国的警察将民众集会视作“非法”、“犯罪”,但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公民约好一起上餐馆吃饭喝酒,警察并无取缔的理由,所以人们就将这种使得警察找不到理由取缔的聚会叫做“同城饭醉”。

“同城饭醉”兴起于2011年。肖国珍说:“最初是小范围的,以法律人为主体,大家在一起关注个案,探讨时事,后来慢慢发展到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我们提倡每个月每个人带一个新朋友来参加,让人数扩大。我们是完全开放的,那怕是国保参加我们也欢迎。”

目前“同城饭醉”已在全国三十多个城市盛行,“饭醉”的时间约定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的星期六,“饭醉”活动的参加者有的多达一二百人。那么大家聚在一起“饭醉”谈些什么呢?都是与公民权益有关的话题。肖国珍举例说:“比如去年底今年初北京以及中国东部地区的雾霾,那种严重的污染是我们探讨的话题。或者某一个事件,比如乌坎、启东、什邡事件。每个人提出自己的见解,大家形成一项议案,然后分头去行动,至少可以在网上呼吁。”

肖国珍表示,今年以来,“同城饭醉”的话题已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了。她说:“比如,还原历史真相:共产党整个的发家史都是血腥的、见不得人的,但是国内很少人知道,我们会不断的去还原。还有就是现在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中共屏蔽网络,国内几乎不大有人知道达赖喇嘛和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们要做的是还原现实的真相。还有一些基本常识,比如国内很多人长期受毛思想的影响,什么全民服从全党、全党服从中央,其实应该是中央服从全党、全党服从全民,这些观念都需要颠倒过来。”

肖国珍表示,中共严禁民众成立组织,“同城饭醉”是没有组织的组织。这引起当局的极大恐慌,近来他们大肆抓捕许志永、丁家喜等公民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同城饭醉”活动的召集人,但中国公民运动的势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镇压的结果反而产生了一种公民之间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的名为“抱团取暖”的行动:“比如说丁家喜律师被抓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一百多位律师站出来,而且有访民走上街头,要求释放丁家喜。律师、访民、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在强烈的打压黑暗之中,自然走到一起,互相取暖,有什么事情大家通过微博、QQ群不断转发,那种力量非常巨大。”

肖国珍表示,包括“同城饭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公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新一轮的大抓捕,吓不倒越来越无所畏惧的中国公民。专门从事镇压公民运动的警察也在发生变化,许多警察在抓捕公民运动参与者的同时,又向这些被捕的公民伸出大拇指,称赞他们是好样的。

原文链接 自由亚洲

2013-07-28

郭玉闪:索多玛城的公民不服从——致友人的一封信

那个政府虽然大权在握,却没有把我吓得只好去做不义的事情。

————苏格拉底,《申辩篇》

志永:

恭喜啊。你入狱了。

原来我还担心,这一波针对新公民运动的抓捕,如果其他人都抓了,却把你放了,那将非常狠毒的置你于不义之地。现在看来,当局也在成全你。和其他数十个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一样,你亦著南冠作楚囚,承担一定会来的代价。

知道你早有心理准备,亦很从容,但我心里依然难过。十年前,与你在北大校园认识,合作,创立“阳光宪道”(后改名为公盟),一起租房子,你住一间,我住一间,白天做活动,晚上一起喝酒聊社会理想;十年后,我们老了,我疲倦了,但理想还在,也都还在路上,只是你不知疲倦,走的更远了。

我比你圆滑,你比我更英雄气。想到这点时,你已经在牢里了,这让我羞愧顿生。十年前,喝酒时谈起在北大校园里的孤独,你说,入北大前以为北大遍地理想主义者,入北大后却怎么也找不到,曾经很苦恼,有一天忽然想起,何必往哪找呢,自己不就是嘛。十年之后,你的理想,在这索多玛的城邦里劝人当新公民,已经搅动天下。

索多玛的邦民们粗鄙、贪婪、狠心,你在其中游走,劝人们不要只顾着顺从城邦的统治者,劝人们不要那么残酷的互相对待,要正直坦荡做新公民,要有爱有公义,在任何一种职业上都守住伦理底线。你从不讳言这是一项政治事业,因为“公民”的概念被城邦的政治结构定义,若无新的城邦政治结构,就无法定义“新公民”;当然,这更是一项社会运动,毒树长不出鲜果,城邦的邦民若不争气做新公民,索多玛就永远是索多玛。

在索多玛,你的理想,统治者要不要容忍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索多玛城,和另一个城邦蛾摩拉(Gomorrah),是罪恶之地,耶和华欲降下大火与硫黄,亚伯拉罕请求他,若能在索多玛找到10个义人,就不毁灭索多玛。然而,除了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索多玛竟凑不齐10个义人,最终被耶和华毁灭,沉入死海。如今,你又在索多玛城邦里寻找义人,能凑齐让城邦免于毁灭的10个义人吗?

只是,不论未来索多玛的下场如何,你已经被城邦的统治者送上审判席。这是宿命。在索多玛城当义人的宿命。索多玛的臣民们,会围着你,羞辱你,诅咒你,向你扔石头。他们甚至还会为此歌唱,在城里跳舞。在毁灭的大火与硫黄从天而降之前,他们愿意毁掉一切希望,以为靠着恐惧与肆无忌惮,可以挡住耶和华的怒火。圣经里记载着,即使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城,住在罗德家,即使索多玛城到了即将毁灭的最后一刻,索多玛的邦民们, 还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四面八方的围住罗德家,要罗德交出两位天使供他们淫乐。

你,我们,理想主义者的道路漫长。

因为,何止索多玛,雅典也把苏格拉底和他的新公民运动送上审判席,判决苏格拉底该喝下毒酒去死。与索多玛不同,雅典是被祝福的城邦,然而雅典的公民们,也不能忍受苏格拉底对他们的美德不停逼问。几个世纪以来,雅典的公民们,只接受荷马与赫西俄德(Hesoid)英雄史诗及神话世界的传统,崇拜英雄、热爱战争,如今苏格拉底自己的家庭贫困不堪,却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游走在大街小巷,与政治家、诗人、工匠交谈,用雄辩的方式拆穿他们的骄傲,审视他们作为公民的美德,说什么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说追求美德和智慧优先于追求其他任何东西,不要让不义的公共生活脏了自己的手,还说:“啊,我的朋友, 你是伟大的强盛的富有智慧的雅典城邦的公民,你怎么能够让自己那么在意积累金钱、荣誉、名声这种东西呢?而对于智慧,对于真理, 对于你自己灵魂的完善好像你都很少想到过。 你不会因此觉得惭愧吗?”

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败给了斯巴达,引为自傲的民主传统也被斯巴达人在雅典搞的三十僭主败坏,但苏格拉底的新公民运动尤其让雅典公民们气急败坏。诗人阿里斯多潘(Aristophanes)写了一部喜剧《云》嘲弄苏格拉底在云上生活,不着边际,最后连房子都被自己的信徒一把火烧光。曾经反抗三十僭主残暴统治的三位重要民主人士安虞多(Anytus)、梅雷多(Meletus)、吕贡(Lycos),直接控诉苏格拉底毒害青年且亵渎神(Impiety),而雅典的公民们,在自由意志下,在听了苏格拉底那么智慧的申辩后,依然判苏格拉底有罪。

志永啊,或许这才是理想主义者面对城邦时必然的命运?

雅典与索多玛当然有区别。在雅典,苏格拉底和他的新公民运动能不能被容忍,这可以公开讨论,一辈辈的一直讨论下去,还可以反悔:苏格拉底被处决后,雅典人后悔了,于是安虞多被流放,并在流放地被人用石头砸死。然而,在索多玛,不服从的公民,归宿是幽暗的监狱与人们的遗忘,且不容讨论:索多玛的统治者,会让你闭嘴,让我闭嘴,让所有人闭嘴。

以毒害青年起诉苏格拉底,这是雅典审判苏格拉底时给苏格拉底的光荣。这种光荣,索多玛城一分都不会给你;他们会仔细挑选罪名,当你站到审判席时,你最让他们恐慌的部分一点儿都不会出现,围观的索多玛臣民则会欢呼,这是贼,这是在家里妨碍公共交通的坏蛋…

但我知道,你会用与苏格拉底一样的骄傲接受审判。苏格拉底在申辩里说,雅典的公民们,我是神灵赐给你们的恩典,你们置我于死地,以后的日子里,你们再难找到一个我这样的人。雅典这匹肥大的骏马,行动迟缓,需要我这样的牛虻叮一叮才能焕发精神。

我是神灵对城邦的恩典。苏格拉底的这种骄傲,雅典没听懂,索多玛更听不懂。所以,志永,站在索多玛的审判席上,不必申辩他们加以的罪名。且顺从他们的罪名,由他们折磨。如苏格拉底一般,虽然格黎东(Criton)买通狱卒,劝老师逃走到异邦,苏格拉底却只留在狱中,将雅典人的毒酒一饮而尽。理想主义者的骄傲,他们无法审判。死刑判决后,苏格拉底说,我宁愿按我自己的方式说话而被处死,也不想用你们的方式说话而继续活着。雅典的公民们,只费了一点时间,你们就赢得千古骂名。

站在审判席上,只能申辩我们愿意申辩的。志永,哪怕面对的是一屋子的酷吏、打手与阴谋家,他们的耳朵是摆设,他们的眼睛是铜板,他们的心灵是荒漠,也只要申辩你所钟意的新公民和它的意义。索多玛城可以拒绝或听不懂义人的话,但未来的日子,一定听得懂神的审判与满天毁灭的怒火。

此刻,你在狱中,在审判的路途,我亦被软禁在家。此刻,我在家里的客厅呆坐,暮色四合,落日最后一点余晖被夜的黑吞没。忽然有点心酸,想起一位朋友乔木说的:垫脚石铺成的路通向远方…

无论在索多玛,还是在雅典,面对城邦,理想主义者最终都是垫脚石的命运。虽然身遭践踏,愿你我的心灵自由都不受约束,充满平静。

郭玉闪
2013/7/27

转自作者博客

许知远:许志永遭遇的荒诞

来源:亚洲周刊 http://yzzk.com/cfm/blogger3.cfm?id=1374723647400

许志永又被拘押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竟没有半点特别感触。他被监禁在家,进了看守所,他的组织被查封,都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件。在我们的时代,各 种残酷而荒诞的事件层出不穷,一个瓜农当街被执法者打死,小学生被校长强奸,上访无门的山东青年在首都机场扯响炸药包,自我了断……在这些事件中,许志永 的遭遇显得再正常不过了,他要开展新公民运动,他想鼓励整个社会思考人权、自由与民主的价值,在必要的时候,他上街表达主张……这与这个政权的逻辑背道而 驰,它希望公众冷漠、孤立、愚昧,只专注于动物性的需求。


自从他在二零零九年短暂入狱后,我们很少见面。我犹记他出狱后不久,我们在北京东二环的一处喝酒聊天。他的神情与谈话轻松,却有一种不知所云的味 道,他说起了在狱中思考宇宙的演变、终极的真理。我不知如何插嘴,我钦佩他的勇气,却总觉得我们之间有着某种隔阂,无法进行一场畅快的交流。我试着去理解 他的谈话——倘若没有这样一种强大乃至封闭的自我,他该怎样应对这种压力?

再后来,我参加他的婚礼。那郊外的庄园中的婚礼也是一次「异议人士」的聚会,维权律师、新闻记者、活动家当然还有几名国宝济济一堂。他们不过是在倡 导一种最正常不过、已被不同国家的历史反复证明过的价值观,却成了某种「异议者」。我记得神色不定的滕彪,他似乎刚从一次迫害中走出不久,他与你交流时, 有着明显的创伤痕迹。我不知道怎样形容与这些不算熟悉的朋友的关系,我赞叹他们的作为,却又知道自己难成为他们的一员。我们都不满这个政权,都对一个美好 社会有所期待,他们是行动者,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是个旁观者与描述者,尽可能逃离不必要的麻烦,更不要说迫害了。他们也让自己扎根于现实生活中,而我 总像是无根之萍,我会欣赏与支持那些抽象的道德与正义,却躲开人群与冲突。对于他们,我总有一种因无能、胆怯所带来的惭愧感。我记得,那场婚礼有一种动人 的张力,它是一种压力下的温柔。

我与志永再未有过更亲密的接触。他的消息仍不时传来,在公盟被查封后,他暂时失去了舞台与手段,但他仍尽量保持活跃。在钱云会一案时,他的角色饱受 争议,他那从零三年三博士上书以来建立的道德形象也因此被挑战。有时,我会想起零三年夏天我们在五道口的酒吧长谈,彼时,他意气风发,相信稍后的北京奥运 会将给中国带来一股巨大的进步力量,我们也将迎来自己进步时代。但历史似乎证明,零八年变成了中国停滞与倒退的转折点,巨大成功给共产党政权带来更大的傲 慢,这种傲慢以一种更尖锐的方式来对付他这样的「异议者」。而且政权使用手段似乎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无所忌讳,从刘晓波到艾未未,你觉得这个政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爱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

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挫败感也四处弥漫,你觉得面对这样的政权,你实在毫无办法。那些乐观者从层出不穷的民间骚乱与可能浮现的经济危机中看到希望,但谁 又能保证,这些混乱不是通往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呢?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满是这样的例证。在这种情绪中,那些坚守者们的努力更令人尊敬。但当你与「异议群 体」中接触越多,又发现他们在「道德制高点」下有着智识与原则的普遍不足,在一些时候,他们相互取暖的需求甚至要超过他们要实现的目标。在他们满含义愤的 诉说中,却可能是一种对个人虚荣的赤裸裸追逐。

倘若拷问自己,我知道这种看法是一种不近人情的苛刻,也是一种危险的情绪,一种失败者的情绪,一种逃避心态——因为认定无法对抗敌手,就迁怒于其他 努力者,似乎贬低他们的勇气与能力,我就能回避自身的无能。这似乎成了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异化过程,它在通向道德迟钝的路上大步行进。它让你丧失了所有的敏 感,让所有扭曲事物都在你心中变成了常态,因为是常态,你丧失了反抗的愤怒。

我不清楚许志永会迎来怎样的新挑战,新一轮打压已经开始。对于一个人与一个社会来说,外界的压力与残酷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道德与良知的普遍麻痹。

我感到这种麻痹的到来,却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能从这种趋势中摆脱出来。

 edmund.z.x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