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晚，我在青岛海洋大学做了场演讲，在交流环节，一位大学生问我：你谈到了陈光诚，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去看望他？我解释了一大通，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自己也觉惭愧。我曾经在微博上为陈光诚说过话，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我的言论都显得有点轻浮——他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我却在温暖明亮的屋子里喝着咖啡。
有人说，陈光诚的遭遇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所以看望他也如同看望自由，一个更好的自由。但我当时并没打算去看他，我有自己的小心思和小算盘：我不想自己的书被查禁；不想当敏感词；我计划去几个国家演讲，不想横生枝节；还有最重要的：我害怕。我怕疼，怕挨打，也怕失去自由。
有人或许会说：看望一个人有这么夸张吗？我要说，这是正常人的正常想法，但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确实就有这么夸张。我不想为自己的懦弱辩解，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知道自由有多么珍贵，虽然只是可怜的、夹缝中的自由。我以前讲过一个死囚和骨头的故事：死囚跪在地上，只要丢给他一根骨头，他就会跪在地上等死。而我就是那个舔骨头的囚徒，为了一点小名声、小利益、小安全，吓得浑身发抖，每根骨头都是软的，一直哆嗦到死。 两小时后，我在青岛大剧院见到了王小山，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陈光诚，他说：我们对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我赞同，可是依然下不了决心，小山似乎也没有。为此我心里有点别扭，相信他也同样别扭。
第二天中午，在青岛海边的“小渔村”酒家，与小山、恩超、中强和诺拉姑娘一起吃饭，大家一拍即合，决定饭后就出发，去临沂，去东师古，去看望那个饱受折磨的好汉。
我是个怂货，需要有人壮胆，至此终于下了决心，心头一阵轻松。诺拉外表柔弱，所有人都反对她去，但她异常坚定：你们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如果你们不带我，那我就自己去。中强拿刘莎莎的例子劝她，说女性不应该参与这么危险的事，因为东师古离我们有好几千年，远在丛林时代，有许多诡异的特产：布袋蒙头、拳头打脑袋、脚踢裤裆，还有抢劫和猥亵。
诺拉不为所动：我不怕！反正我要去，要么跟你们一起去，要么我自己去。当时的场面有些尴尬，我笑着打圆场：去吧去吧，不就是猥亵吗？多大个事呀，又不是抢鸡蛋。诺拉眼睛明亮地回答：就是，又不是抢鸡蛋！ 作业本帮我们联系车辆、安排行程。为防不测，我和王小山把钱包和银行卡都交给了我们的朋友杨瑞春，身上只带了身份证和现金。
作业本已经去过一次，热心地向我们介绍丛林旅游攻略，以及去往野蛮时代必须注意的事项，我听了连连点头，在心里给自己壮胆：大不了挨顿揍，不怕。 一个小时之后，车来了，我们五个人振奋登程。通往野蛮时代的路注定不会平坦，但没人再害怕，我们甚至谈笑起来，中强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做好被打的准备、受伤的准备和被拘留的准备。
恩超补充：还有被爆菊的准备。我调侃道：最怕的是被爆之后，就爱上了爆菊这回事，一天不被爆就浑身痒痒，跑到大街上四处求爆。
这些话不怎么高雅，但挺有意思，一群人哈哈大笑。 进入临沂市区，天已经完全黑了，城中灯火闪耀，一面面广告牌依次进入视野，上面写着“大美临沂”、“文明临沂”、“宜居临沂”，某个路口的电子屏幕上有两行俗得不能再俗的话：做文明市民，建文明城市。我想起陈光诚的遭遇，感觉这城市很有点黑色幽默，当时很想把它拍下来，刚拿出手机，它已经变成一个专治不孕不育的广告。
在市中心的荣华酒店开了三间房，诺拉自己住一间，我和小山住一间，房号1310；恩超和中强住一间，房号1317。四个男人中，恩超和中强都是实名上网，怕被追踪，用了我和小山的身份证做了登记（我们俩都是笔名，他的本名叫范春三，我叫郝群），登记时有个中年男人一直盯着我看，不知道是什么人，但心头还是有点紧张。开完房到酒店17层吃了顿晚餐，几道菜都是当地土产：拌牛蒡，拌三七，一大碗土鸡汤，还有恩超最爱的土豆丝。
也许是因为劳累，也许是因为忧虑，平日酒量甚豪的小山和恩超都没怎么喝酒。 饭后在1310房讨论第二天的行程，按恩超的意思，进入东师古之前，我们应该做点有表现力的事：每个拿一张纸，上面写着：光诚，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村口到你家。然后拍成照片发到网上。
我和小山都不赞成，因为我们只是去探望朋友，这事很平常，没必要搞得那么隆重。根据网上的消息，胡晨晨TIM的所谓“21人团”也会在第二天到达，中强问：我们要不要跟他们会合？小山摇头，说这21个人中，说不定就会有几个钓鱼党，出什么事都有可能，况且，我们不过是去探望朋友，不需要声势浩大。
夜色渐深，心情也随之沉重，我们共同决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决不动手，如果有人要打我们，那就任由他打；如果打得太厉害，那就跑，跑不掉就听天由命。有人说我们此行意在作秀，但在当时，我们确实做好了准备，准备流一些血，受一些苦，我们只是想验证，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去看望一个未被判刑的“自由人”会有多么艰难。但直到最后，我们也没能得出结论，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但离陈光诚的家依然无比遥远。正如恩超想说的那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从村口到他家。
那是2011年的10月15日，一个平凡的日子，四个胖子和一个女人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夜色渐深，女人已经睡熟，某间房中的两个胖子响亮地打起呼噜，轮番把对方吵醒。在另一间房中，一个胖子在打呼噜、说梦话，每过半小时磨一次牙，另一个胖子夜不能寐，坐在马桶盖上抽了几支烟，心不在焉地翻着书。在不远之处的某个村庄，一群身强力壮的人正在彻夜巡逻，目光灼灼地盯着一所房子。 那房中有一个盲人，曾为了众人的福祉奔走呼喊，为此受尽了折磨。他坐在黑暗的底部，却挣扎着为他人寻找光明。在这波澜不惊的夜，但愿他有个好梦，梦见花朵妩媚，满世缤纷，梦见一个光明照彻的家。
（二）
从临沂出发，沿205国道向北，经青驼、双堠，大约70分钟，就能到达东师古。这本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乡村，但近段时间名扬四海，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定会誉满全球。在网上，人们把它写成“冻死骨”、“尸骨村”，意在嘲讽，但“师古”两字的本意并不坏，以古为师，回归传统，重拾中国人温柔敦厚的品格，这无论如何不能算坏事。当然，这里的“传统”是民国之前的传统，不是以阶级斗争和厚黑学为纲的现代传统。
10月16日早上六点，酒店打来叫醒电话。天已经亮了，我们匆匆洗漱，上了事先联系好的出租车，司机是个笑眯眯的小胖子，样子憨厚，做事踏实，对很多事都抱着善良而一厢情愿的看法，他总是担心自己的收费太高，带着腼腆的表情请我们吃桔子，说“能认识就是缘份”，我们在临沂见到了许多粗暴的人，但我相信，这小胖子比他们更有资格代表临沂，就像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世上还是好人多。
我们5个人大概都不习惯早起，个个睡眼惺忪。车到青驼，在路边小摊上吃了顿早饭，5碗豆浆、5个鸡蛋，还有12根油条，用餐环境不怎么高雅，小桌子、小板凳，豆浆锅上满是灰尘，王小山不敢吃，说是怕闹肚子，我和恩超都笑话他“冒充高干、想吃特供”。
他反唇相讥：你们就吃吧，多吃点，一会儿全给你打出来。这话有点倒胃口，但油条和豆浆都不错，吃得心满意足，吃完饭我去结账，23元，比北航食堂都便宜。
青驼镇离东师古大约10公里，我们的车开了十几分钟，到了一座高架桥样的建筑，司机说这是毛泽东时代建的引水渠，已经用了几十年。我们翘首张望，谁都没敢把头探出窗外。
这里离东师古很近，已经到了从林边缘，必须时刻小心。我们没有下车，开过东师古的村口又掉头回来，看见几条大汉站在那里，对面有个小院，院子里也有几十到十几个人，有几个正在吃早餐，看样子全是防守陈光诚的战士。 往青驼方向又开了大约一公里，我们下了车，诺拉没有同行，留在车上做我们的后援。
那时已经八点多了，阳光晴好，我们各抽了一支烟，正打算动身，对面远远地走来一个小伙子，个子不高，很瘦，怀里抱着一件军大衣。恩超说：看，这个下班了，这肯定是值夜班的。果然，当我们走到近前，那小伙立刻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接着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估计是在通报敌情。我们假装没看见，顶着阳光，大步走向东师古，传说中的神奇之地。
东师古的村口有一条土路，旁边是两间平房，房里房外都有人，我们慢慢走近，一个穿灰绿色夹克的矮男人迎面拦住：你们干什么？ 我笑着问他：请问这里是东师古村吗？ 他不答，还是那句话：你们干什么？
我说：我们来看一个叫陈光诚的人，请问他是不是住在这里？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愣了片刻，走上来推心置腹地告诉我：最近吧，俺村里丢了很多东西，什么鸡呀，牛呀，都有人偷，所以你们不能进去。
我笑起来：我们不是偷东西的，放心吧，我们就是来看看陈光诚，看完马上走。
他严肃起来，这时屋里又出来几个人，其中有个穿黑色绒外套的中年人，样子朴实，说起话却很蛮横：现在是秋收，村里的男人都不在，怕丢东西，不能让你们进去！
中强再次声明：我们不偷东西，你放心！小山更是讲起了法律，绒外套冷笑：你说不偷就不偷？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我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我是一个作家，叫慕容雪村；这位是王小山，专栏作家；这位是张恩超，网站总经理；这位是卢中强……绒外套急了：俺才不管你是什么人，说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
场面僵住了，我动了动脑筋，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大约有两千多，说你不就是怕我们偷东西吗，这样，我把这些钱押在你这里。
恩超说：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如果还不放心，出来后你可以搜我们的身。绒外套连连摇头：把钱收起来！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的钱干什么？恩超说：要不我们把身份证押在这里，这你总该放心了吧？他们不说话了，谁都不说话，我试着往村里走，刚走两步，被先前的绿夹克一把揪住：别走了，站住！站住！
接下来大约有两三分钟，说什么他们都不回应。中强掏出一包泰山，转着圈给他们敬烟，那群人表情僵硬，谁都不接，我调侃道：你们不收钱，连烟也不要，拒腐蚀永不沾啊。
小山、恩超和中强都笑，绒外套不乐意了，撇着嘴回敬道：发言的也不一定是好人，对吧？（中强听成“发烟的也不一定是好人”，也许他是对的。） 在中国，遇到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找领导，小山说：如果你们决定不了，把你们村长叫出来，我们跟他谈谈好不好？
几个人同时回应，说的全是方言，听得语焉不详，好像是在嘲笑他，意思是你还讲法律呢，现在不叫村长了都不知道？（似乎是叫村委会主任）。
这时我注意到村口平房里有一个眼镜男正在打电话，其人白白净净的，看装扮不像村民，估计是这群人的领导，我对他招手：哎，你出来，我们谈谈！那人很警觉，抬头看我一眼，瞬间消失在窗户后面，片刻之后又露出头来，小心翼翼地观察外面的形势，按说他应该不会紧张，可我总觉得他贼忒兮兮的，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僵持了十几分钟，我们不能进村，可是也不想离开，只能在那里耗着。期间不时有村民走过，或徒步，或骑车，没人在意我们，个个神色安详，一副不足为奇的样子，显然早就见惯了这一切。有些人还会停下来，跟绒外套们聊上几句，笑得嫣然，说得甜蜜，彼此之间极有默契。
这些人一定认识陈光诚，说不定还是他的同学、朋友、亲戚，但在此时此地，没人关心他的境况，这满村的人都视他如路人，如仇敌，这满村的人都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地对付一个瞎子。
据说东师古为了监视他，设置了重重关卡，村口只是第一道，或许也是最容易的，但我们费尽心机，却始终无法闯过这一关。我说过，我只想知道去看望一个人会有多难，现在可以回答了：难如登天。我盘腿坐下，摆出一副耍赖的架势，对绒外套发狠：你不让我进村，我就在这里坐着，要是今天见不到陈光诚，我就不走了！心里想，这么耗下去也不错，反正还有几批人要陆续赶来，等到人越聚越多，看他们怎么拦得住？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很快，一辆大巴开了过来，他们招手拦下，车门打开，一群人立刻忙活起来，又拉又拽地把我们往车上赶，两个人招呼中强，两个人招呼恩超，王小山待遇特殊，也许是被人藐视了，只有一个人对付他。开始没人理我，等把他们三个扭送上车，几个人都围了过来，两个抓我左臂，两个抓我右臂，生拉硬扯地把我拽到车门旁。当时声音嘈杂，每个人都在说话，我连声嚷嚷：别拉我，我不走！几个人还是拼命地推搡，我伸手扳住车门，说什么也不肯松开，那群人一齐发力，拽得车门连连摇晃，大巴售票员急了：你放手，别把俺车门弄坏了！我还是不肯放手，绒外套急了，在我胳膊上砰砰擂了两拳，有人制止：别打，别打！这时小山劝我：算了，上来吧。
我松开手，讪讪地上了大巴，车门关闭前，我对绒外套说：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他不理我，对司机厉声吆喝：关车门！走！ 买了四张车票，因为太激动，我根本没注意花了多少钱，也没人问我们去哪。司机和售票员显然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神色极为镇定。我挥着手跟他们解释：我们只不过是来看个朋友！小山也站了起来：这村里有个盲人，叫陈光诚，有人知道他吗？
有位乘客回答：听说过，好像坐过牢。我身边有个中年女人小声嘟囔：坐过牢？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无言以对，慢慢感觉手上有点疼，这才发现右手无名指破了一处，流了不多的一点血，大概是扳车门时弄破的。这是微不足道的伤口，不值一提。
大巴又开到了毛时代的引水渠，我让司机停车，他笑着劝我：在这儿下没用，你看看后面，两辆车一直跟着呢，就算你下去了，他们也会马上把你再扭送上来。
那两辆车，一辆是无牌照的黑色桑塔纳，另一辆不知道是什么车，一直紧紧地跟着。不知道这些车属于东师古、双堠镇、沂南县还是临沂市，但可以断定：它们一定属于中国。 在青驼镇下了大巴，身后只剩下无牌桑塔纳，离我们大约三四十米，我们走，它也走，我们停，它也停。
车窗不透明，感觉里面好像是个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好像是在给我们拍照。不知道是为了建立敌情档案，还是当成他自己的工作业绩。我很想走过去跟他谈谈，但被恩超劝住了。 在路边拦了两辆大巴，但都不肯载我们。第一辆停下了，问我们去哪，我说去东师古，售票员手一挥：不去！然后砰地关上车门，径直地驶向东师古。
第二辆车停都没停，只是稍微减慢了车速，待到看清了我们的模样，便一溜烟绝尘而去。中强说：这沿线的大巴肯定都收到通知了，我们别指望了。另外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那我们就走回东师古！ 从青驼镇到东师古大约10公里，不算远，也不算近，正如小山所说，山东的路修得不错，算得上康庄大道，我们大步登程。这是2011年的深秋，天蓝云淡，空气中有一股干草的味道，路边的叶子落满灰尘。
（三）
我在网上见过一张陈光诚的照片，他穿一件旧西装，站在自家门前，昂头望向远方，脸上带着阳光般的笑容，似乎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不止一次翻出这张照片，开始不明白他何以会笑得如此爽朗，但渐渐地，我懂了，这就是勇者与普通人的差别，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一定也害怕痛苦，一定也会恐惧，但他依然抱有希望，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相信不正常的年代终将过完。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大多都读过食指的《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写于1968年，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那一年，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作家、《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死于狱中，那一年，许多善良的好人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命运，但真正的勇者依然抱有希望，相信未来会好，世界终将回归正常。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我不是什么勇者，我只愿意追随在他们左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仅此而已。 往东师古方向走了大约一两百米，一辆面包车远远开来，在我们面前倏地停下，一个小伙子率先跳了下来，这人身材很高，留着时髦的发型，穿一件黑色圆领T恤，胸口露着一个半圆形的刺青。在他身后还有六个人，其中有一些身穿黑衣，另外一些不是，但在我的印象中，这七个人全是一身漆黑，仿佛在黑夜里生活得太久，身不由己地染上了黑夜的颜色。他们一言不发，团团把我们围在中央，为首的小伙子认定了我就是匪徒首领，径直奔来面前，一手掐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用力地把我的胳膊反扭到身后，当时恰好有几辆车从身边驶过，车速很快，中强或是恩超大叫了一声：你们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别动手！那群人不理不睬，推推搡搡地把我们赶到路对面。
我十分愤怒，相信他们三个也一样，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你们凭什么？你们讲不讲道理？ 对方有人回答：这是我们的地盘，不跟你讲道理！ 恩超大怒：这是青驼，不是东师古，还是你们的地盘？ 对方答：就是，就是！ 我问：你们这里谁是领导？我们谈谈好不好？
他们不说话，小山说：那我们不去东师古了，我们走路回临沂，这你们管不着了吧？说完作势要走，被一个家伙一把揪住：站住，不许走！ 我急了，拿出了看家的本领：你搞清楚，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未经审判，没人可以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
我现在承认，这话说得不合时宜，显得十分幼稚，因为在这个国家，法律并不是挡箭牌，至少不是我们的挡箭牌。果然，领头的小伙子一句话就把我打败了：什么法律？不跟你讲法律！ 这下每个人都怒了，我们本来是背靠背站在一起，现在各自寻路突围，我印象最深的是恩超，有个家伙一直在撕扯他，恩超两眼圆睁，长发披散，像一头发狂的狮子，他一次次挣开那人的手，在附近的店铺钱连声怒吼：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不多时又一辆大巴停了下来，他们奋力地拉我们上车，我们奋力挣扎。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走，走得越远越好！一个中年男人一直跟着我，抓我的肩，扭我的手，他的力气很大，可还不足以制服我，我一边挣扎抗拒，一边艰难前行，耳边有各种喧嚣，汽车声、喝斥声，还有一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你们，这不是土匪吗？！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三个人各有遭遇，恩超新买的皮夹克被撕破了，中强的肚子上挨了两拳，小山的腿上挨了一记很专业的扁踹，我当时没什么感觉，回北京之后才发现两臂有多处淤青，这些并不严重，几乎不能算打，以对方之实力，要打得我们重伤呕血并不难，打死打残也是情理中事，但我必须承认，他们并没有真的动手，只使用了象征性的暴力，与其说是殴打，不如说是在恐吓。
我走了大约150米，那个中年男人一直想制服我，一直未能如愿，两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有一会儿他大概是没力气了，只抓住了我的外套，我拖着他走了几步，他大叫：别走了，衣服都撕坏了！我不听，奋力挣扎，突然身上一松，外套被他扯了下来，我继续前行，他不肯放弃，抱着我的外套亦步亦趋，这时小山他们都已经被弄上了车，那个刺青小伙飞奔赶来，右臂搂住我的脖子，猛然将我摔倒，厉声喝道：叫你别动，听到没有？ 我躺在地上大口喘气，愤怒地嚷嚷：好，你打人！你打人！ 刺青小伙回答：谁打你了？谁打你了？ 我说你把我摔倒了，这还不算打？ 他当面扯谎：谁摔你了？你自己跌倒的！
我气得语无伦次：原来你也会害怕呀，你怕什么？你怕什么？ 他咬牙切齿地回答：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后面的事情非常模糊，不知道是汽车开到了我的面前，还是他们把我押送回去的。我只记得路边某家商店走出来一个小姑娘，缩在墙边呆呆地看着我们，两眼大睁，样子十分害怕。
又一次被扭送上车，当时车门口的阶梯上站着一个穿浅色衬衫的男人，个子很高，估计是他们的首领。小山和中强一起推他，小山说：你下去！没人帮你买票！那男人稳稳站定，回头怒斥：你们，忒不是东西了！小山说：我记住你了，记住你这张脸了！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没讲一句粗话，“不是东西”就是最严厉的指责。也许有领导专门交代过，也许是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纪律，我不能因此说他们是文明人，因为文明人不会这么野蛮。事后我和小山讨论过，我说他们不一定就是坏人，也许只是信了一些不该相信的话，如果组织上认定陈光诚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他们就会身不由己地恨上他，顺便也会恨上那些支持他的人，这很正常。
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刚上高中那一年，我听了太多广播，所以由衷的相信某个人就是猪狗不如的王八蛋，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清白高尚的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小山说：他们也不能算什么好人，做这种事也许只为了钱，每月1600元，什么都不用干，只是打打人，活动一下筋骨，到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
最后我们都同意：这是一群患有“善迟钝症”的病人，他们不在乎什么善恶，只关心眼前盈尺之地，他们不是大奸大恶，但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他们会变成罪恶帮凶。如果手中有枪，他们会尽量瞄准，不管枪口下是暴徒、平民还是自己的亲人，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动摇，绝不会把枪口抬高一公分。 厦门大学前校长、《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前现代社会由三种人构成：骗子、傻子和哑巴。
我想他一定忽略了第四种人：帮凶。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帮凶就是所谓的“群众基础”，他们人数极多，所以每个人都不需要负太大的责任，也没人需要忏悔，在多年之后，大多数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受了愚弄，也属于受害者。这话不能算错，但还应看到，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援手，罪恶才得以实现。 在当下中国，做帮凶还是不做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四）
我们坐大巴回到临沂，一辆黑色别克始终尾随，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汽车，我们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我们加速，它就跟着加速；我们掉头，它就跟着掉头；我们停下来喝汽水、吃拉面，它就在门口一声不吭地等着。我不知道这辆车属于何人，但可以断定，它花的一定是纳税人的钱。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公款饭局，吃的时候没什么负罪感，但这一次，我要向纳税人道歉，仅代表自己：对不起，因为我们做了一件微小而平凡的事——看望朋友，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人”——连累了你们，让你们每个人都有所损失。
我们原计划从济南回北京，可是去济南的路必经东师古，对我们来说，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只能取道徐州。那辆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高速路口，或许它还会继续在那里停留，就像理查.马克思歌中所唱的：无论你在何方，无论你做何事，我都将在此坚守等候。直到徐州方面通报我们安全抵达的消息，它才会欢快地驶回东师古，并以此结算奖金和工资。感谢它的耐心，但我希望奖金的数额不要太大，纳税人已经够无辜了。 我们于下午三点到达徐州，已经出了山东省界，每个人都感觉一阵轻松。
笑眯眯的胖司机要价800元，我给了1500，因为他帮了我们的大忙，也许在某些人看来，他帮的都是不该帮助的人，不知道这笑眯眯的兄弟回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但愿他一切平安。 买了四张回北京的火车票，晚上8点22分开出的G164次动车，我想起7月23日的灾难，心里有点庆幸，也有点悲哀：我们没能见证那次的奇迹，却见证了另一个奇迹，这是奇迹之国。
五个人中，小山的经历最为丰富，也格外谨慎，有人打电话问他身在何处，他只说我们已经离开了山东，绝口不提徐州二字。我没什么经验，有人问，我就直说。我的想法是：我们只是去看一个朋友，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没必要搞得那么紧张。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证明小山不愧是老江湖，也证明了：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做某些正常的事需要付出代价。因为这里是中国，而我也不是外宾。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错的有道理，因为做正常的事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虽然我不是外宾，但我也有过正常生活的权利。这是人类生活最低的要求，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它竟然会成为一种梦想。
四天之后，我们五个人在北京再次聚首。小山在上网，恩超换了一件新的皮夹克，中强在打牌，诺拉在旁边笑嫣嫣地看着，我开了一个不恰当的玩笑，伤害了恩超，在此向他道歉。
我们吃了一顿饭，喝了两壶咖啡，说了一些不需要记住的话，我们像是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我并没忘记，陈光诚此刻还在东师古，还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
我相信，诺拉也不会忘，中强也不会忘，恩超也不会忘，小山也不会忘，还有更多的人都不会忘：当我们在干净明亮的屋子里端起酒杯，陈光诚正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
如果你生活在东师古，陈光诚离你很近。即使你不在东师古，陈光诚也离你很近。他的遭遇就是每个人的遭遇，他的命运就是每个人的命运。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
你可以不关心陈光诚，但应该明白：当他的自由被随意剥夺，你的自由也将岌岌可危。
我曾经在网上读到一段话：在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之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如果注定要有人流血，请从我开始；如果注定有人要承受损失，也请从我开始。如果我流血别人就可以不流血，我愿意流血至死；如果我损失别人就可以不损失，我愿意损失殆尽。 这段话的作者不是陈光诚，但几乎就是他说的。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能将这段话读给他听。然后坐下来喝杯酒，庆祝我们终于实现了一个梦想：正常的生活。
10月15日深夜，我在临沂荣华酒店读班.哲伦的《暗夜无尽》，书中描写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一些可怜的人活在其中，有人死去，剩下的都在等死，对他们来说，时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依然有人珍视时间，他叫迦罕，是个年轻人，他坐在黑暗的角落，默默地计算着时间，每天三次为囚犯们准确报时。他活在黑暗之中，却在时间中看到了光明。他身陷囚牢，却在时间中获得了自由。
第二天回到北京，有位前辈给我发来一条短信：你是一个作家，做这种事有意义吗？我回复他：有，为了光，为了时间。
图片1：从青岛到临沂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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